2020年最令人难忘的逆行之一，是钟南山院士深夜搭乘高铁奔赴武汉。而在110年前的东北大疫中，也曾有一位医者慷慨出关，他的名字叫伍连德。

他生于南洋，学于剑桥，却在祖国最羸弱时回国，义无反顾扛起苍生性命。

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中，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下，他用短短 67 天， 将曾 吞噬整个欧洲的 鼠疫（ 黑死病） 消灭于中国东北。

历史上这场来势汹汹却又被立即消灭的瘟疫，早已被今人淡忘，然而由伍连德所开创的防疫方法，仍旧沿用至今。

2019年末，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汹涌来袭。一个多月时间里，三万医护义无反顾奔赴武汉。

而在一个世纪前，当鼠疫阴云笼罩东北时，逆行出关的，只有一人——伍连德。那年，他31岁。

短短67天，在满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春天里，这位年轻人将鼠疫击溃于中国东北边境。

历史常有相似，车轮却在滚滚向前。但无论在哪个时代，无畏医者，都值得人们铭记。

1879年3月10日凌晨三点，马来西亚槟城一个开金铺的华人家庭添了新丁，作为家中的第八个孩子，他的降生并未给家族带来过多喜悦。

但店里的伙计记得，他出生时，天上的乌云突然散开，月光泻下一片银白。按习俗，这是喜兆。

男孩在南洋小城的市井中成长，四处漂泊的家人，唐人街嘈杂的小屋，父母口中殁于甲午中日战争的长辈。童年在伍连德的记忆中纷纷杂杂，而未来也虚无缥缈，似乎最好的人生，是毕业后去法院做个通译，然后娶妻生子了此一生。

多少个日升月落，这个南洋少年面向印度洋的海风，心里有迷茫，也有不甘。

唯有书本，是他最可靠的依托。

7岁那年，他考入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，10年后，17岁的他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，赴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。

7年苦读，伍连德在大洋彼岸拿到5个学位（医学学士、文学学士、外科学硕士、文学硕士、医学博士），那一年，他24岁，未来的道路似乎一片坦途。

然而回到马来西亚，他只能屈居人下——哪怕拥有博士学位，却只能为白人军医做助手，更难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。

诸般困难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种族。

尽管当时的大清，早已千疮百孔，风雨飘摇。但无论如何，那仍是他的祖国。

该回去了。

1907年，受袁世凯之邀，伍连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。28岁的他登上前往中国的航船，平生第一次踏上这片从未谋面却血脉相连的热土。

或许，伍连德的归来，是历史在冥冥之中的刻意安排。

1910年深秋，鼠疫由严寒的西伯利亚肆意蔓延，祖国东北哀鸿遍野。

哈尔滨被鼠疫破城，长春告急，沈阳沦陷，死难者接近4万，日俄虎视眈眈蓄意夺取东北主权，一则则消息急送入宫，震惊朝野。

哈尔滨城内惨状

抗疫。

旨意下达，外交家施肇基担纲防疫大臣，然而当他遍邀名医前去防疫时，却无人领命：去东北岂是医人，当是送命。即便有人情愿，却也开出天价安家费刻意刁难，只有归国3年的伍连德是个例外。

这些年，伍连德记得殁于甲午中日战争的长辈，也经历过在殖民统治下的屈辱，更不曾忘却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，他在伦敦被人追打，那群人口中喊着：“快来，这里有个拳匪，用石头砸死他！”

生于印尼，学于欧洲的归国华侨懂得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
归国是为报国，行医便为医人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

事态紧急，领命第二日，伍连德便带领一位助手匆匆去往车站。登车前，施肇基忽然双膝跪地：“天下苍生，尽托付于你了。”而后，是一记长拜。

列车驶向东北，山海关旷野的风声犹如开国之战时的阵阵厮杀，巍峨关隘上，朝阳洒下一片金黄。

千里单骑路，一寸河山一寸血。

巨变前夜的中国，北风吹雁，漫天飞雪，迎着逃避瘟疫的汹涌人群，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怀揣大清护照，慷慨出关。

3日后，伍连德在12月24日到达哈尔滨。

他记得下火车时，当地知县打着哈欠说：“再大的瘟疫就像小孩子哭闹似的，你不管他，自然就过去了。”

入夜，伍连德听到了教堂的钟声，安详的余音笼罩下，是一座已经被鼠疫统治的死城。

上任，走访，拥有24000人口的傅家甸成为重灾区，那里是哈尔滨最大的华人聚居区，棺木横陈，月余死者已达千计。街市家家闭户，狭窄的巷道边，低矮的烟囱冒出苟延残喘的烟。

医务人员在当地走访巡查

在伍连德看来，如果这些烟囱不能重新吐出烟火，那它们将成为傅家甸人高耸的墓碑。

多年后，伍连德在自传中写道：“防疫不亚于一场战争。”

然而在1910年深冬的哈尔滨，他无权、无钱、无人、无药，尸横遍野的战场上，只有他孤身一人。

整个东北，几乎没有正规西医医院，西药储备更为天方夜谭。而当地百姓毫无消毒意识，将地方发放的生石灰束之高阁，反倒听信偏方，聚众去神婆处求符请药。加之年关将至，这群闯关东而来的异乡人正安顿车马，准备带着幸存的家人以及逝者的遗体返回故乡。

运送病患的车马

鼠疫大范围爆发就在眼前，但与伍连德并肩作战的，只有两位毫无防护意识的当地郎中。

而放眼整个地区，具备抗疫能力者，也只有一个热衷解剖老鼠咬定这不是鼠疫的日本人，以及一位眼高于顶不问世事的英国“权威”——他深信鼠疫来自家鼠，而鼠蚤为唯一传播途径。

然而根据调研，伍连德却发现瘟疫之祸起于旱獭：

为谋暴利，当地有人以旱獭毛皮冒充貂皮出售，起初尚有行规，取皮后会将其好生掩埋，而近些年行规崩坏，旱獭尸体被肆意抛弃，更有甚者不止取其皮，更食其肉。而第一例确诊患者，的确是从事旱獭捕捉的猎户。

旱獭

鼠疫在冬季大规模爆发，更让伍连德意识到，此次的传播媒介也不再是跳蚤，而是人类间的飞沫传播。可惜在那时，无人信他。

解剖，伍连德拿定了主意，只有培养出鼠疫杆菌，眼见为实时，自己的话才能具有说服力。尽管在东三省，人体解剖尚是史无前例。

分秒必争，不容耽搁。没有防护，更无完备的实验室，在极高的暴露风险中，伍连德完成解剖，并在死者体内发现了曾袭卷欧洲的邪恶杆菌，是鼠疫无疑。

伍连德在实验室

得出结论时，是伍连德来到哈尔滨的第六天，他向朝廷发去急电：

1、鼠疫正在大规模流行，且人传人为主要途径。

2、设立更多医院以便留置病人，且设立隔离区安置家属。

3、增派大量医务人员支援哈尔滨。

4、严格管制交通要道，禁止城内人口出城。

发完报告，伍连德心力交瘁。雪静静落下，窗外钟声响起。1911年来临的时刻，他独自守在抵抗鼠疫的关隘。

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英勇里，夹杂着丝丝苦楚无奈。他再次发出一封加急电报：增援，哈尔滨急需增援。

这位31岁的医生誓将曾屠戮整个欧洲的鼠疫挡在山海关外，以保关内山河无虞。

新年第二天，伍连德等到了政府的增援，然而只有一人，他是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，法国人梅斯尼。

然而朝廷派来的“希望”，将防疫几乎推入困局——梅斯尼同样坚信灭鼠才是阻止鼠疫继续蔓延的有效措施。

白人的傲慢与完全相悖的观点让伍连德几乎感到绝望，东北的防疫控制权，几乎落入梅斯尼手中，与此同时，梅斯尼向北京方面发出电报，要求接管东北防疫工作。

这一切让伍连德清楚，这不止是与鼠疫的抗争，更是中国与列强的较量。

这些天，他在这片冰封的土地上仿佛重新看到印尼殖民者的嘴脸，他深知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一步踏错，满盘皆输，只得向施肇基说明，上报清廷辞去总指挥职务。与此同时，哈尔滨局势急转直下，鼠疫从局部流行，变成了全面爆发。

在众人眼中，将伍连德换为梅斯尼该是意料之中，然而那封电报发出，却迟迟没有回应。

观念无人信服，工作开展举步维艰，等待中，伍连德用棉纱制出口罩，强制要求所有医务人员佩戴，同时以2.5分国币的低廉价格售予民众。这一举动，在世界医学史上，还是头一遭。

而京城里的施肇基，也在各国使臣与朝廷之中多方斡旋，这一次，为支持伍连德，他几乎赌上了身家性命。

施肇基

38小时后，伍连德收到京城回电：免去梅斯尼职务，伍连德继续主持防疫。

伍连德不知道这38小时内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知道在自己身后终于筑起了坚强后盾，“担当”二字，在中华儿女的骨子里铮铮作响。

封城、隔离、兴建病院，以医务人员取代警察监测疫情，撤换无能官员，伍连德以雷霆手段将东北防疫力量整合。

他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，将诊病院分为疫症院、轻病院、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。

上书清庭在山海关设置隔离处，凡入关者，必将接受5日观察，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例外。

医疗救治终于得以有序开展，而下一步，是防疫的重中之重——清除传染源。

数九寒天，死者难以下葬，棺木在城外堆积整整一公里，有些死者的四肢从缝隙中探出，更有穷苦者只能裹着草席。当席子被风吹散，死者的脸便暴露在天光之下。

尸体若不处置，传染源便无法控制。伍连德当机立断，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上书请求火葬。黎民生死，全系此举。

苦等两日，不见京城回复，伍连德差遣助手林家瑞采买火油：“如果明天仍旧不见回复，我也要把这把火烧起来。”他要冒险抗旨火葬。

林家瑞记得，说这句话时，伍连德眼含热泪，语气中尽是决绝。

“圣旨，准伍连德启奏。”电报发出三天后，在1911年的除夕夜，这位医生终于等到了来自京城的旨意。

时钟指向辛亥年，人类与鼠疫的斗争，也渐渐拨云见日。

1911年3月1日，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第 67 天，疫情报告中再也没有出现感染与死亡病例，三月下旬，连疑似病例都已消失。

鼠疫时期的疑似病院

哈尔滨的早春里，伍连德下令解除了对傅家甸的隔离，增调而来的军队与医务人员完成防疫使命，先后撤离哈尔滨。

路障清除，交通恢复，起死回生的傅家甸重新有了生机。

这场持续将近6个月的瘟疫，带走了超过6万条生命，而参与防疫的2943位战士，其中有297人，就此长眠于这片土地。

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若无伍连德，这场瘟疫，或许将要夺走上亿人的性命。

疫情结束，政局风云骤变，但伍连德不曾离开防疫战线一步。

民国时期，他出任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处长兼总医官。

奔走海关、游说当局，筹集资金充实设备，敦聘专家，锐意经营，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。

伍连德创建并任第一任院长的北平中央医院

千百年来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，至此终于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受到重视。在伍连德的带领下，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在短短十几年内已跃居世界先进水平。

即便如此，伍连德的脚步也从未停歇。

40岁的他开始为收回国境卫生检疫权而奔走，直到1930年，中国丢失半个世纪的卫生检疫权终被收回，从辛亥革命后的首倡，到如今的事成，伍连德为此奋斗了整整20载光阴。

1935年，伍连德被诺贝尔奖提名，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接近诺奖的中国人，他也是第一位在顶级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。

梁启超曾评价他：“科学输入垂五十年，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，伍星联（即伍连德）博士一人而已！”

然而鲜少有人知道，九一八事变后，他曾因拒绝与日本合作，被诬为间谍，险些丧命。

而在此期间，他仍旧禁毒、兴教、建校、捐财款、救义士，伍连德的肩上，始终担着天下苍生。

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，日军飞机炸毁了他的住所，妻子不幸在战争中丧生，伍连德被迫重回南洋，但中国，仍是他不变的眷恋。

在那里，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本英文版的《中国医史》，而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中他更是写道：

“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，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，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，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。新中国政府的成立，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……”

前半生，伍连德凭一己之力替无数百姓挡住死神，而后半生，伍连德始终都让列强看到，华人可以在科研领域做到领先，更让世界清楚，中华儿女向来有着不屈的脊梁。

基辛格在《论中国》中曾说：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

的确，前有伍连德，今有钟南山、李兰娟。百年来，精神长存，国士犹在。

无论古今，在灾难面前，总有中华儿女高擎火把，在暗夜中引领人们过关向前。